出品/聯商專欄

撰文/聯商高級顧問團成員周勇

我一直以為，“做老板”也是一種職業(yè)。什么職業(yè)都可以做，就是“老板”這個職業(yè)最難做。所以，我始終懷著對“老板”這個職業(yè)的敬意。

最近一年來，一早起來必先做好兩件事：一是在“特殊時期信息收集平臺”報平安；二是進入“學習強國平臺”做題目。

我這輩子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以外，還沒有一件事情能像學習“學習強國”那樣能如此持之以恒天天堅持了一年多，積分達到了21111分。學習強國確實不錯，有很多內容，不僅讓自己的思想有所進步，還學到了很多知識，開闊了視野。

我這個分數，在全國排在接近2000萬名以內的位置，在校內排在接近200名以內的位置。這不是一個高分，我們大學里有700名左右的教職員工，已經有56人超過了4萬分，其中，這些獲得高分的人絕大部分是行政管理干部。

做完這兩件事，才能安心吃早飯，邊吃邊看新聞。今天起得早，就聽聽音樂。當我聽到《教父》主題音樂《Speak Softly Love 溫柔的傾訴》時，那“溫暖厚實飽滿圓潤”韻律，讓人想到了“人性的復雜與魅力”。由此聯想到一個問題——如何才能做一個“有道”的企業(yè)。

（一）什么道？

有企業(yè)曾經有過很多“關愛員工”的規(guī)定，如回家不能接打單位電話、每月都要陪伴父母，還有強制休假等等。當初聽到以后感覺很“暖心”，是一家有文化、有道義、有良心的企業(yè)。這樣的企業(yè)在急功近利的社會大背景下，確實很少，值得點贊。

但靜心思考，這些企業(yè)的“規(guī)定”，不一定是合規(guī)的。每一位企業(yè)員工在工作之余，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有權安排自己的作息時間，有權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有權不做自己不喜歡的事。

所以，企業(yè)可以有道，應該有道，但不能超越法律法規(guī)。企業(yè)的最高之道就是守法盈利！過分布道、布自己的道，其實就是一種“霸道”。

今日聽說某些對員工的強制性規(guī)定在新頒發(fā)的手冊里不見了。這是一種進步，更值得點贊。

有些企業(yè)說，進了我這門，就要信我這個道！這話聽起來合情。但細想：如果你說“煤球是白的”，我也要跟著說“煤球是白的”？！所以，這里有三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度思考的。

很多人以為企業(yè)文化是老板文化。我以為：那是因為員工始終處于弱勢，不得不讓老板變成了“傳道者”。企業(yè)經營者，應該少談哲學，踏實經營，不要人為地拔高自己，不要把自己扮演成哲學家、慈善家、布道者、預言家。

（二）誰之道？

為什么大多數企業(yè)都活不過30年？這與企業(yè)當家人的事業(yè)周期有關。如果個人與企業(yè)綁定在一起，個人的生命周期與事業(yè)周期就決定了企業(yè)的生命周期。為了強調企業(yè)文化，老板自己寫語錄，寫得很辛苦，背得也很辛苦。

正如小學一年級的學生，班主任要求家長監(jiān)督小孩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家長就覺得有點為難，因為這些高度概括的詞語，一年級的小孩根本不能理解，死記硬背不知道有何價值。在家長的督導下，小孩終于記住了這24個字，班主任又來電話說，不要背了。這“背與不背”，實際上是對小孩的反面教育。

我國曾有“半部論語治天下”的說法。其實，這個說法是在崇尚儒家的朱熹之后，在元代甚至有“九儒十丐”之說，儒家與乞丐齊名，可見其地位十分低下。中國古代的儒家文化，由三個部分組成。

一是中和之理。中和被視為萬物生長的根本條件，這正如《中庸》一書所曰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”。可見，中和之理是“理的最高境界”。為了達到中和，就需要建立以中庸為特征的社會行為規(guī)范，即以中庸達到中和。

關于中和，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：中庸絕對不是折衷的意思。中庸與中和的核心是“變”，是應變之道，是要求感應一致。所以，如果說中國文化的核心，應該就只有一個字：變。能夠達到“變而通之”的境界，那便是高手。

二是順從之理。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的行為規(guī)范，以及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”的克制原則，都體現了“順從”原則的要求。

由此也形成了中國人謹慎開口，行為穩(wěn)重，待人溫良，對上恭順的行為原則，其結果是：處事態(tài)度趨向折衷，處事方法趨向調和，感情交流趨向容納深蓄，藏而不露。這實際上與“中和”是有矛盾的。

三是修身之理。中國的社會行為規(guī)范偏重無形的道德規(guī)范，注重每個人在實踐中的身體力行。因此，個人素質的培養(yǎng)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同時，以順從為基礎，以人治為特征的中國式治理結構，在實踐中能否有效地發(fā)揮作用，其關鍵是看治理者是否具有良知良能。由此，修身便成了一切事業(yè)的基礎和根本保證，只有先行修身，進而才有可能齊家、立業(yè)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這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思想體系：首先是以“和諧”作為萬物昌盛的最高境界與最高原則；其次是要人們按照一定的層級恪守順從原則；再次是要求“理”的代言人與推行者（就是統(tǒng)治者）具有良知良能。

然而，長輩、居高位者、統(tǒng)治者，他們未必普遍地具有良知良能和大恩大德。于是，就難以始終保持和諧與平衡，總是在反復這樣的過程：和諧——和而不諧——對抗與沖突——起義與崩潰。

作為一個有抱負的企業(yè)，不管其規(guī)模大小，都有可能實現永續(xù)經營。但如果僅僅推廣“老板之道”，依靠“圣賢之道”，即使有圣賢有明君，也難以確保企業(yè)長生不老。更何況人非圣賢孰能無過，如果老板不能感知到自身的局限性，任意放大自身的能量，甚至自己把自己“神化”，到最后必將穿上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
（三）常青之道

有人問：西方很多過百年的企業(yè)，他們生存發(fā)展基礎是靠什么？將近30年前我也向不同層面的經營管理者（包括企業(yè)主）問過類似的問題，回答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位業(yè)主的回答特別簡單，就四個字——獎罰分明！

自己在實踐中也深刻地體會到：獎罰分明能更好地形成“聚合力”，甚至開發(fā)出“創(chuàng)新力”。但是，最關鍵的還是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方向。老板以及經營者團隊就像企業(yè)的眼睛，航船的雷達，探索與引領正確的方向。

只有把握了正確的發(fā)展方向與正確的發(fā)展路徑，企業(yè)才會有效果。在此基礎上，如果方法對頭，措施得當，就會有效率。效果與效率的結合，也就是方向與方法的結合，才能產生效益。

（四）工作之道

常聽到老板說：我就喜歡干這一行！也聽到員工說：我也喜歡這工作甚至找不出不喜歡的原因！也許確實有不少這樣的老板與員工，他們很幸運地找到了自己喜歡的行當與工作。但是，對大多數正常人來說，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。

工作是一種謀生手段。如果工作能給人帶來某種快樂，那是工作的附加價值，更是一種幸運，但不是常態(tài)。如果有人找到了“為工作而工作的工作”，那更要恭喜他們（她們）。

我不想忠誠于某個企業(yè)，我也不希望企業(yè)忠誠于我，因為相互的忠誠與綁定，都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。我只希望我與企業(yè)之間是一種對等的、等價的、公平的、合法的，最好也是具有某些道義的交易。

我們雙方之間只要信守承諾就可以了。我入了這個企業(yè)，也不見得要全盤接受你的那個道，如果你的道不合法合規(guī)，甚至也不講理，為了工作，我可以表面認同，內心反對，但我仍然會把工作做好。

我喜歡此項工作，當然會更投入。但如果我不是很喜歡工作，我會把工作當做一種謀生的手段，美好的生活就是我的期盼，有了這個期盼，我也會努力工作。

畢竟我不是在牢房里制作鐘表，也不是以奴隸身份在建造金字塔，我是一個自由人，自由人的身心是自由的。沒有人可以通過“布道”改變我的想法，我之所以保持沉默，那并不說明我沒有異議，那是因為我有更重要事情去做，犯不著與你爭論不休。

你作為老板，我作為員工，你有你的道，我有我的道。我們可以平行，可以交集。但你千萬別試圖教化我，也不要刻意感動我，大家都需要分清自己與企業(yè)的關系。人的事業(yè)周期與企業(yè)的生命周期是不同期的，一定要分開，這樣的企業(yè)才能做得長久。